第二天，席书满腹心事地来了。他还是希望王阳明能讲一下朱熹和陆九渊的不同，或者是，他王阳明和陆九渊的不同。王阳明只好满足了席书的愿望。
王阳明从“知行”的角度来说明他和朱熹、陆九渊的不同。他说，朱熹是通过经书得到天理，然后去实行；陆九渊是通过静坐得到天理，然后去实行。二人虽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，可都认为“知行”是有先后次序的。而我却认为，知与行是合一的。知是行的开始，行是知的成果，二者是一回事。席书没有深入质疑“知行合一”的问题，而是质疑另一个问题：“您也提倡静坐，和陆九渊的静坐有什么区别吗？”
王阳明说：“陆九渊静坐是希望从心中得到真理。而我提倡静坐，是因为现在的人心浮气躁，静坐能让他们把心沉静下来，我并没有让人一味静坐去获取真理，那不是正路。”
席书问：“那您从哪里获得真理？”王阳明回答：“真理就在我心中，但必须去事上练，只有去实践了，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。而且，这两者是不可分的，正如知行合一一样。”
席书这回心悦诚服，马上让人修建贵阳书院，并亲自率领贵阳的秀才们来到龙场，以师礼请王阳明到贵阳。
由此，王阳明离开了他的放逐地和涅槃重生地。
心学的政治力
1509年，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正式讲学。按理，他有了传播自己学说的平台本该高兴。但在来贵阳的路上，他心事重重。表面上，席书服膺他的心学，实际上，作为主管教育的省长，席书面临一个困局：他对王阳明心学心悦诚服，但王阳明心学并非是考生辅导课，而他的工作职责就是让自己辖区内的考生通过科举考试。王阳明也面临一个困境：他的心学目标是给考生指明圣贤之路，而考生的目标却是读书做大官。如果他一门心思宣扬和朱熹理学截然不同的心学，那考生的目的就无法实现。想让考生的理想实现，就必须要讲朱熹理学。这个困局也是他当初婉言拒绝毛科的根本原因。不过好像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复杂，席书用一句话就抚平了他的忧虑：讲你最想讲的。
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的主要内容就是“知行合一”。
当时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，想把一切天理都捕捉到手，然后再去实践。长此以往，每个人都拥有了一种本事：嘴上功夫天下第一，一旦要其动手，就会束手无策。他希望能改变这种读书人的毛病。当然，“知行合一”实际上也是他心学“心即理”和“事上练”的延伸：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，那我唯一也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实践来验证我心中的天理，而不是去外面再寻找天理。这种思路有个莫大的好处：心中有天理，那我们就不必再去寻找天理，如此一来，我们就节省了大量时间，而这些时间可以用在实践中。这样一来，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理想。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、陆九渊心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这里，它也正是王阳明心学的闪光点。
实际上，知行合一和事上练只是“致良知”的一个前奏，真正动人心弦的是他心学思想的精华——致良知。
1509年，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“知行合一”，他的门徒开始逐渐聚集，他的声望已今非昔比。人人都认为他应该不仅仅是个教育家和思想传播者。既然“知行合一”，他应该把他的知和行结合起来，所以在1510年农历三月，他三年的贬谪期限结束后，在贵州多名官员的推荐下，他被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县令。一个和曾经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员王阳明正式登场。
他已脱胎换骨，不是从前那个对仕途毫无热情，总是请假的王阳明了。他意气风发，但又谦虚地说，虽然经国之志未泯，但三年来不曾参与政事，恐怕不能胜任一县之长的工作。他不幸言中，当庐陵县的父母官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以当时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，江西最惹人注目的“特产”就是刁民，尤其是吉安府庐陵县，简直是刁民生产地。王阳明前任一位姓许的县令在庐陵待了三年，临走前身心俱疲，奄奄一息。在给上级的述职报告中，他说，如果世界上真有地狱，如果非要让我在地狱和庐陵选一个，那我选前者。在他眼中，庐陵人就是恶棍，市侩的小人。他绞尽脑汁也搞不明白下面的事实：庐陵人特别喜欢告状，先在庐陵县内上诉，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结果，就会离开庐陵上访。许县令声称，他办公桌上每天都会堆积一千份以上的诉讼案卷。这使他生不如死。后来他采取严厉的手段，将告状人关进监狱。可这些人太机灵，一群流浪汉特意来告状，为的就是进监狱后有吃喝。
许县令无计可施，只能请辞，他的接班人王阳明就来了。
王阳明一到庐陵县，县令的幕僚们就把该地百姓的喜好告诉了他，并且特意指点王阳明，对付他们，只能采取高压政策。
王阳明将心比心，分析说，自古以来民间就有“民不与官斗”的生存智慧。如果民总是和官过不去，那只能说明一点，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侵犯。
幕僚对王阳明一针见血的分析却不以为然，他们指出，庐陵是四省交通之地，鱼龙混杂，是非极多。人没有定力，自然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，所以每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省油，就没办法生存。
王阳明仍然坚信这样一点：普通平民在什么时代都是弱势群体，弱势群体每天烧香求佛保佑不被政府欺压都来不及，哪里还有心情找政府的麻烦。如果他们真反常地时常找政府麻烦，那肯定是政府有问题。
这是一种心理分析法，答案往往是正确的。上级政府摊派到庐陵的赋税相当重，当然，这并不是政府的错。中国古代政府靠压榨百姓生活是政治常态，“轻徭薄赋”的政府凤毛麟角。吉安政府对庐陵的赋税中有一项是关于葛布（葛的纤维制成的织物）的，问题是，庐陵不产这种东西。对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收税，百姓当然不干了。
